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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苍穹 探月宫 家国栋梁
科技日报 2010-01-12 记者 付毅飞        

  他的传奇人生与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:第一颗人造卫星、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、第一次绕月探测……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“卫星之父”;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,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;他亲历、见证、参加、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;阅读他的一生,就如同阅读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。 

2010年1月11日,孙家栋出席国家科技奖励大会。CFP/供图  

  人物名片 

  孙家栋,1929年4月出生,辽宁省瓦房店市人。1958年毕业于苏联儒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。历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部研究室主任,总体设计部副主任。1967年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,任总体设计部技术负责人。1978年起历任七机部五院副院长、院长,七机部总工程师,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,航天部副部长,航空航天部副部长,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。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,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1999年荣获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、国家航天局特别顾问、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。 

  2010年1月11日,人民大会堂,国家科技奖励大会。 

  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代表孙家栋,登上奖台,领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 

  作为资深航天专家,孙家栋亲历、见证、参加、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,他是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技术负责人、总设计师,他是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,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,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。 

  如今是耄耋之年的孙家栋,还有一个梦想,就是让“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”。 

  良师引导踏上航天路        

  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 

  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,孙家栋说:“钱老(钱学森)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,他的谦虚、严谨、认真的工作作风,我一生受用。” 

  1958年4月,孙家栋从苏联归国,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(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)总体部,那年“五一”节前,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。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,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,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,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。 

  两年后,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,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。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。 

  工作中,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。 

  一次,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,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、测试工作。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,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。由于时间紧,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:“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,第一个能装上,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。是不是可以不装了?”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,便同意了。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,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,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。 

 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,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,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。孙家栋回忆道:“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,可钱老没有不耐烦。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,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,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。”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:“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,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。”此后,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,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。 

  1967年,在钱学森力荐下,孙家栋由火箭转到卫星,担任我国首颗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,领导“东方红一号”的研制工作。从此,他开始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,从“东方红一号”到“嫦娥一号”,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一百多颗卫星中,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。 

  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,让孙家栋永远难忘。“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。”他说。 

  勇克困难奏响东方红        

  “十八勇士”的聚会,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 

  1967年7月29日,北京正值盛夏,骄阳似火。 

 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,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。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,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,其状颇为古怪。 

  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,开门见山:“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。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,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,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你了,根据聂老总的指示,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。” 

  就这样,他扛着被卷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。 

 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。1957年10月4日,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,次年5月17日,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: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。”随后,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。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,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,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,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。直至1965年,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,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,卫星要“上得去、抓得住、听得到、看得见”的总体目标。 

 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,时间已十分紧迫。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?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?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?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?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,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。 

  然而,“文革”年代,派别林立;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。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,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,很容易“引火烧身”。自己被“上纲上线”事小,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。在钱学森的鼓励下,他横下心,抛开顾虑,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。经过详细考察,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,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,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“十八勇士”。 

  “十八勇士”的聚会,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。攻克重重难关后,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。1970年4月24日,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发射成功,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。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、设备和材料,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,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,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。 

  友情客串火箭出国门        

  客串“生意人”,争取美国的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 

  1976年12月,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,随团赴法国、联邦德国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,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。此后,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。 

 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,他增长了见识,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的思路逐渐充实。 

  1985年10月,我国政府庄严宣布: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,承揽对外发射业务。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。几乎在同时,经中央批准,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,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。 

  发射外星,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,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,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,孙家栋又客串起“生意人”的角色。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“亚洲一号”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。 

  1988年,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,起名“亚洲一号”,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。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,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。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。 

  这年10月,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《卫星技术安全》和《卫星发射责任》两个协议备忘录。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。11月第二轮会谈,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,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。 

  谈判中,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,他毫不示弱,据理力争,坚决反驳“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”论。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,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,无心恋战。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,制定了“拖住不放”的战术,一直谈到19号,终于签署了协议。谈及此事,他笑道:“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、孩子等着出发,急不可待的说话声。” 

  次年1月,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,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。聂荣臻听说此事,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:“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,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” 

  1990年4月7日,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,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。“我一生中亲历 

  过数十次发射现场,但那一次格外紧张。”孙家栋说,“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,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。” 

  21点30分,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,21分钟后,精确地将“亚洲一号”卫星送入预定轨道。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:“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!” 

 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:“我突然想到小时候,老人常说‘洋火、洋油、洋车’,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。终于,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,那种激动与自豪,难以用语言形容。” 

  身经百战嫦娥终奔月        

  2004年,75岁的孙家栋接受新挑战,出任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 

  自古以来,“嫦娥奔月”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,令文人骚客感慨万千,让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。 

 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,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。 

  从1958年至1976年,美国和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,那时起,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。1994年,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,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,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,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,以此为基础,有关部门组织专家,开始对开展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,孙家栋也参与其中。 

  刚进入新世纪,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、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,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“老航天”一拍即合。他们认为,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,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,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,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。紧接着,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,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。 

  几经酝酿,栾恩杰2000年10月在“世界空间周”庆祝大会上宣布:“在空间探测方面,将实现月球探测……”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。 

  2004年1月,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。已经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,出任工程总设计师,此举让周围的人十分敬佩。 

 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:“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,取得了那么多荣誉,通常都会有‘保持晚节’的心态,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,勇挑重担,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。” 

 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,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,他不但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,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,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,主持解决了多项关系技术问题,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。在他的勾画下,庞杂的工程变得井然有序。 

  “嫦娥一号”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表示:“孙老知识渊博、视野宽广,除了能控制全局外,还能把握关键。”他介绍说,“嫦娥一号”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,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。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,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,令大家钦佩不已。 

  2007年11月26日9点41分,国家正式公布了“嫦娥一号”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,发布仪式前,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,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:“家栋,你是身经百战啊,你辛苦了!” 

  钱老眼里的他 

  “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” 

 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,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。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,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,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,共和国不会忘记,人民不会忘记。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。 

  (摘自2009年钱学森写给孙家栋80岁生日的贺信) 

  “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” 

  收到钱老写给自己的生日贺信,孙家栋一字一句地看着,心里涌动着阵阵激动。钱老是他的领导和恩师,比他年长18岁,在信中钱老竟7次用“您”这个称呼,还称他80岁为大寿,这些,他都“不敢当”。孙家栋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,觉得自己能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。 

 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告诉孙家栋:“信写好后,我们又给钱老读了一遍,钱老一字一句认真听完后,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然后颇有感触地说,家栋都要到80岁了,在我的眼里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。” 

  孙家栋就是28岁时跟着钱学森搞航天的。 

  延伸阅读 

  他向周总理作汇报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。孙家栋向周总理汇报。 

  汇报中,总理听得十分认真,不时提出一些很详细的问题。见周总理如此随和,孙家栋几经犹豫,终于鼓足勇气把心中一件埋藏已久的事说了出来。在那个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的年代,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拜,在许多卫星部件上镶嵌了毛主席像章,而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。“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,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,影响卫星散热,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……”孙家栋郑重地说。 

  周总理听完,表情逐渐凝重,说:“你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,也不是到处都挂毛主席像。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,而不能庸俗化。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,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,大家应该能理解。”一番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,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 

  孙家栋说 

  “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” 

  1974年冬天,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,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流下了痛苦的泪水。回忆起当年的事情,孙家栋说:“1974年底发射的时候,对我们教训最大。造成这么大的失败,是由于火箭的原因。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。就是火箭里头一根导线,导线里头的铜丝断了,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。火箭发射的时候,一震,它就有时候离开,有时候接上,就这么简单一件事。在现场看,一片火海,半个天是红的。那个惨劲,再回想起来这十几年的心血,这么多人的代价,对大家教育是比较深的。虽然过去也强调搞航天质量第一,搞一个螺丝钉也得绝对认真地严格地来搞,但是终究没有这么大的失败的体会。” 

  “当时,我就有点蒙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了,当然有些人赶快把这门打开了,跑出去了,有的人在里头就呆了。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,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。” 

  “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搞得非常紧张” 

  在孙家栋的印象中,几次紧要关头,他突然晕倒了。孙家栋说:“确实压力比较大,最典型的一个事情,比如说返回式卫星,就是它要回来。咱们这卫星从北方往南飞,落在四川。假设一旦落下来慢了一点,是不是卫星还继续往南飞?往南飞的话,走不好就出国了。就掉到海里去了。掉到海里还好办一点。卫星要偏了,就到了柬埔寨、越南这一带,落到人家国家去了。所以当时里头装了个炸药包,就是考虑到一旦发现这个问题,卫星落下来的时候,轨道不正常,往南跑得太多,我下个指令就把它赶快炸掉就完了。不要出国,那时候出国也是个比较大的事情。这想得很好吧。等到了靶场以后,开始电测了,再过几天卫星就要发射了。忽然又想明白一个事情,这个卫星假设不出毛病,非常正常落下来了,收回来以后,你也得拉回到自己工厂去把它打开,分解,把片盒拿出来吧?你这里有个炸药包,上了天以后又回来了,谁知道这炸药包里头出没出毛病?你一开盖,里头炸药包要崩了,你不就出事了?这不自己找活干吗?那时候就压力大了,到底装还是不装?因为你原来装是有道理的,你现在说怕出事你又不装了,也得讲出些道理。到底行还是不行?所以这个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搞得非常紧张。作为这个技术负责人,当然我就压力比较大了。白天晚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,确实是精神实在支撑不了了,身体上就出现一些小毛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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