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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望:中国“卫星之父”孙家栋的航天传奇
《瞭望》新闻周刊 2010-01-11 记者 孙英兰        

  

他亲历、见证、参加、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,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“第一”密切相连 

  “孙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科技大师。如果没有孙先生倾心真诚的合作,中国的首次‘月球探测—绕月探测’很难顺利实现。”1月5日下午,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《瞭望》新闻周刊的采访。这天,正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小寒”,此前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京城,天寒地冻。刚刚出院的欧阳自远原本在家中静养,但听说要请他谈谈孙家栋院士,便不顾一切赶到办公室等候记者。 

  在我国绕月探测工程指挥体系中,孙家栋、栾恩杰、欧阳自远三人被誉为“黄金组合”,真正的“三驾马车”。2004年2月25日,当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通过《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》时,国防科工委副主任、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即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和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为总设计师,聘任欧阳自远为月球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,同时给工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“嫦娥工程”。欧阳自远认为,“嫦娥工程”能够顺利实施,孙家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

  “真正的大师” 

  “我是搞天体化学的,对航天领域知之甚少,是个新兵。而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多年,是我国多颗卫星研制和发射的总师,是真正的航天大家。他是我进入航天领域的良师和益友。”欧阳自远说,他与孙家栋此前并不熟悉,只是慕名。2000年,他向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、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汇报绕月探测计划的科学设想,栾恩杰非常赞同,而且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孙家栋出山,担纲这个大工程的总设计师。此后,两人的接触日益频繁。 

  “我和孙先生多次交谈,认真、仔细地探讨绕月探测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。他个人的学术功底非常雄厚,他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,我必须不停地回答,常常一谈就是半天时间。最让我敬佩的是,他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意见,谦虚,诚恳,是个真正的大师。” 

  欧阳自远说,“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‘高手’。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,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。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、去完成‘绕’的目标。孙先生常说,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,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‘我是一个工程师,我的工作就是先要实现科学家的基本要求,然后再进一步拓展’。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,并且敢于决断。比如说‘嫦娥’什么情况下发射。孙先生认为,安全就发,不安全就不能发,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。因为不安全,什么目标都达不到。” 

  “三驾马车”各有分工:总指挥栾恩杰调动千军万马,组织队伍,取得每个战役的成功;总设计师孙家栋负责工程和技术的突破与实现。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负责科学目标的设定、技术要求以及得到探测数据后的研究。“所有的技术难题都加在孙先生身上,他肩上的担子最重。” 

 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举重若轻、敢于决断、善于协调的能力十分敬佩,“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工作几十年,经验极其丰富,对各个机构人员的能力也非常熟悉。他参加了多个航天工程,每个航天项目都是国家的重大工程,有众多科学家和众多单位参加,其中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问题和各系统之间复杂的匹配与制约问题。千钧之重,系于根根毫发!任何一个系统和环节,都关系整个工程的成败。可无论多么难办的事,孙先生一出面,就协调得大家都满意。在科技界,有孙先生这样能力和才干的人屈指可数。” 

  拍板用“长三甲”发射“嫦娥” 

  最让欧阳自远感动的是孙家栋的谦和、真诚。“我曾跟孙先生说,在航天方面我是新兵,他是我的领路人。但孙先生却说,‘说到底,欧阳,我是为你打工的,我就是帮助你把手和眼睛延伸到月球上去,这是我的任务。至于到月球上能看到什么、抓到什么,是你的事,但你去不了是我的事。’孙先生的话语很朴实,但身为‘两弹一星’的功勋科学家,一个大工程的总师,这样的谦虚、平易、真诚,真的让我十分感动,令人敬佩。我能和这样的科学大家合作,真的是三生有幸,终生难忘。” 

  “我在孙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了8年,很少看到他发脾气。只有一次见孙先生发火,那是因为有些人纠缠细节、不顾大局。”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李春来说。 

  “孙先生讲话逻辑性非常强,简短明了。8年来,记得只有一次,孙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半个小时,是讲质量问题。他讲质量是大科学工程的生命,讲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,反复强调要有质量意识。”这给李春来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

  “孙先生看问题看得远,抓得准;不仅学问好、技术过硬,在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方面也很有艺术,是业界公认的解决问题的能手。”李春来告诉本刊记者,当初为了使用什么型号的火箭发射“嫦娥一号”,科技人员争论不休,“孙先生边分析边讲解说,一个系统工程,并不是说要每个部件能力都最强、系统最好、性能最优才是最好,关键是要协调,各个部件协调匹配才是最好。‘长三甲’被称为‘金牌火箭’,稳定性强、可靠性最高,推力虽不及‘长三乙’但够用,而我们又是第一次去月球,一定要使卫星在可控状态下。最后,孙先生拍板用‘长三甲’发射,大家心服口服。” 

  中国的“卫星之父” 

  孙家栋亲历、见证、参加、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。他的传奇人生是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“第一”密切相连的。 

  1929年生于辽宁复县的孙家栋,自幼喜欢“望星空”。小时候的他,常常痴望着夜晚的天空,想着大人们讲的嫦娥奔月、玉兔食月等美丽的传说,看天看到很晚。18岁的时候,他从家乡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,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,将来可以去修大桥。偏巧,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,造汽车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,他便转入了汽车系。还没碰上汽车,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,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。 

  1951年,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。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:考试全部获得5分的同学,照片要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,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,便把照片往上挪,越往上人数越少,照片也越大。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,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。1958年,孙家栋就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。 

  学了7年的飞机,孙家栋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,没想到,回国后连飞机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,就直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了。“我正好赶上‘两弹一星’这个伟大事业启动的时候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,向中央建议,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。在他建议的基础上,中央决定由聂荣臻元帅挂帅,成立国防部五院,我们空军培养的这些留苏学生,有1/3被调到这里从事导弹研制。”2007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,孙家栋回忆起这段经历。 

  1958年4月,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,震动世界。毛泽东发出了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的号令,在钱学森、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下,由中科院牵头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。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,“文革”发生了,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,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。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顺利进行,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,由钱学森任院长。钱学森亲自点将,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,此时孙家栋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。和9年前回国时一样,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导弹领域,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。这一年他37岁。 

  从1967年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,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、总设计师,他还是我国通信卫星、气象卫星、地球资源探测卫星、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。在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,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、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,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。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“卫星之父”。 

  去年4月8日孙家栋80岁之际,病中的钱学森亲笔致信祝贺:“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,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,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,共和国不会忘记,人民不会忘记。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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